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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农药豆角”和“伪劣下乡”是一纸的两面
责任编辑：萧敬重 来源：今晚报 日期：2011-09-05
新华社近来有两篇稿件，读过之后不由得让人深思、沉思。
一篇是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，一些常见蔬菜在生长过程中“与农药为伴”，一根豆角被“喂”11种农药，一根茄子一次性混打4种农药，刚喷过农药的蔬菜第二天就被采摘下来运往市场销售。记者近期追踪安徽部分蔬菜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后发现，3个流通环节的农残检测竟一路“绿灯”。对此，有关部门回应称既“管不住”又“管不全”。
另一篇是“新华视点”记者近期赴山东省潍坊、莱芜、临沂等地市，追踪农村小卖部、批发市场、生产作坊发现，由于监管缺位等原因，一些“问题食品”专供农村市场，严重威胁农民尤其是青少年的身体健康：每块1元的“名牌”巧克力、胀袋漏水的果冻、霉变的辣条……这些国家禁止销售的假劣食品，虽已在城市难觅踪迹，却在农村沉渣泛起。而记者采访批发市场时商贩们却声称：“城里有城里的货，农村有农村的货。”
如果从有的城里老百姓的角度看，一些农民真的可以说是既“可恨”又“可怜”。你看：一方面，一些农民为了追求利益，不惜以频繁打药的方式来保证蔬果的高产，而频繁打药会对城市居民的健康造成直接间接的损害，可是有虫眼和外观不好的蔬果又没有人会买，但有报道说他们自己吃的粮和菜是不打药的；另一方面，农村市场伪劣食品的公开流通（城市里的伪劣商品毕竟还是在偷偷摸摸地卖），使得农民朋友特别是他们子女的身体健康大受其害。
我们要反思这种矛盾现象之所以会发生在农民身上的症结。当然，第一反应是监管的缺失。无论是对农产品频繁打药还是对伪劣食品下乡，有关部门的回应大都是有苦衷：“管不住啊！”确实，当他们的人手不足、设备不足、经费不足时，如何管理得了庞大的农村市场？以食品安全为例，目前我国在城市形成了基本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网络，但在农村地区还存在大量“监管盲区”，甚至不少农村成为“被遗忘的角落”。而且，在社会资讯分布极不平衡的现状下，当一种问题食品或疑似问题食品被曝光时，如果发生在城市，立即会引起舆论广泛关注，形成一波又一波的舆论热点（近期的肯德基豆浆门、味千拉面骨汤门等等都是例子）；但如果发生在农村，除了报道的那一次披露外，很少能形成热点并被广泛关注的。
但是这不应全怪农民。如果他们不频繁打药，就可能卖不上钱。我们不可能要求农民都有那么高的觉悟，宁可自己卖不上钱也坚决少打药以对市民健康负责。如果他们不买农村小卖部里的那些伪劣食品，就可能买不到或买不起别的食品。因为在市场物流链中，他们被“设计”为最下一层。
监管固然是有责任的，但公共服务的“偏心”以及社会资源的“倾斜”都难逃其咎。如果监管缺失，在全社会中有意无意地留有监管的真空地带；如果公共服务缺失，不能服务于全社会，而出现对某一地区的歧视；如果社会资源不是基本平衡地分布，而出现较大程度的不平等，那么其结果就是农村社会受到损害，进而全社会都受到损害。
中国的城乡二元化的现状，使得农村地区和城市“级差”明显，在户籍上、在福利上、在资源上……仅仅增加农药的价格让农民买不起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。“一根豆角被喂11种农药”和“伪劣食品集体下乡”，其实是一张白纸的两面。在这张纸的面前，不存在什么旁观群体，大家都可能是受害者。
一篇是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，一些常见蔬菜在生长过程中“与农药为伴”，一根豆角被“喂”11种农药，一根茄子一次性混打4种农药，刚喷过农药的蔬菜第二天就被采摘下来运往市场销售。记者近期追踪安徽部分蔬菜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后发现，3个流通环节的农残检测竟一路“绿灯”。对此，有关部门回应称既“管不住”又“管不全”。
另一篇是“新华视点”记者近期赴山东省潍坊、莱芜、临沂等地市，追踪农村小卖部、批发市场、生产作坊发现，由于监管缺位等原因，一些“问题食品”专供农村市场，严重威胁农民尤其是青少年的身体健康：每块1元的“名牌”巧克力、胀袋漏水的果冻、霉变的辣条……这些国家禁止销售的假劣食品，虽已在城市难觅踪迹，却在农村沉渣泛起。而记者采访批发市场时商贩们却声称：“城里有城里的货，农村有农村的货。”
如果从有的城里老百姓的角度看，一些农民真的可以说是既“可恨”又“可怜”。你看：一方面，一些农民为了追求利益，不惜以频繁打药的方式来保证蔬果的高产，而频繁打药会对城市居民的健康造成直接间接的损害，可是有虫眼和外观不好的蔬果又没有人会买，但有报道说他们自己吃的粮和菜是不打药的；另一方面，农村市场伪劣食品的公开流通（城市里的伪劣商品毕竟还是在偷偷摸摸地卖），使得农民朋友特别是他们子女的身体健康大受其害。
我们要反思这种矛盾现象之所以会发生在农民身上的症结。当然，第一反应是监管的缺失。无论是对农产品频繁打药还是对伪劣食品下乡，有关部门的回应大都是有苦衷：“管不住啊！”确实，当他们的人手不足、设备不足、经费不足时，如何管理得了庞大的农村市场？以食品安全为例，目前我国在城市形成了基本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网络，但在农村地区还存在大量“监管盲区”，甚至不少农村成为“被遗忘的角落”。而且，在社会资讯分布极不平衡的现状下，当一种问题食品或疑似问题食品被曝光时，如果发生在城市，立即会引起舆论广泛关注，形成一波又一波的舆论热点（近期的肯德基豆浆门、味千拉面骨汤门等等都是例子）；但如果发生在农村，除了报道的那一次披露外，很少能形成热点并被广泛关注的。
但是这不应全怪农民。如果他们不频繁打药，就可能卖不上钱。我们不可能要求农民都有那么高的觉悟，宁可自己卖不上钱也坚决少打药以对市民健康负责。如果他们不买农村小卖部里的那些伪劣食品，就可能买不到或买不起别的食品。因为在市场物流链中，他们被“设计”为最下一层。
监管固然是有责任的，但公共服务的“偏心”以及社会资源的“倾斜”都难逃其咎。如果监管缺失，在全社会中有意无意地留有监管的真空地带；如果公共服务缺失，不能服务于全社会，而出现对某一地区的歧视；如果社会资源不是基本平衡地分布，而出现较大程度的不平等，那么其结果就是农村社会受到损害，进而全社会都受到损害。
中国的城乡二元化的现状，使得农村地区和城市“级差”明显，在户籍上、在福利上、在资源上……仅仅增加农药的价格让农民买不起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。“一根豆角被喂11种农药”和“伪劣食品集体下乡”，其实是一张白纸的两面。在这张纸的面前，不存在什么旁观群体，大家都可能是受害者。